沈逸：这是一个重大标志，中国单方面“善意与克制”的时代结束了

图自商务部官网

作者 | 沈逸 教授

复旦大学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主任

今天讨论一下最近的热点问题，我国基于国家安全，对两种稀有的半导体材料，镓和锗进行了出口管制。我国曾在稀土领域有类似的举措，这次的举措和之前有何区别？

这次，中国给出了详细的管制说明、管制类目，且管制对象镓和锗是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具有产能优势的材料。这两种材料用途广泛，不仅涉及民用，还涉及军用。本次的出口管制所具有的重要意涵，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

第一，这是2018年美国启动对华关税战以来，中方在一定程度上对标美国制裁、长臂管辖的政策工具，所进行的正式反制。本次出口管制，在产业链上真正动用了中国的比较优势，将中国在全球产业链的优势武器化。

第二，目前看来，本次出口管制的效果清晰显著。美国商务部罕见地在新闻稿中对此喊出了坚决反对，这传递的信息是，本次管制击中了美国的薄弱环节。

这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中美战略博弈竞争的特点。所谓的产业“卡脖子”，或高技术领域“卡脖子”，究竟卡在什么地方？对于欧美国家来说，在生产技术方面，这两种半导体材料的制造并不存在问题，但是竞争是要求以稳定产能持续供应，双方竞争的是不同的国家在关键节点上的不可替代性。

对于中国来说，只要确保从现在开始，到可预见的未来，欧美国家无法在实体利益大量受损之前，迅速实现可替代性的产能以代替中国的产出，那么这种制裁作为武器就是有效的。反之，如果在很短的时间内，欧美就达成了替代性能力，那么中国的反制措施就失效了。

这个逻辑在天然气方面已经有案例。去年，北溪管道被炸毁。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考虑到欧洲对天然气的高度依赖，俄罗斯将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作为施压手段成为可能。

但是在北溪管道被炸毁之后，另一条波罗的海管道就立刻投入了运行。这条管道从丹麦方向，经过挪威到波兰，把原来5条管道拼成一起，构建了一个系统，能够把北海的天然气运到波兰，再从波兰向欧洲进行分发。新管道的体量大致是被炸毁的北溪管道运送量的87%，基本上可以实现同量替代。

2022年9月底北溪管道爆炸事件发生后，10月1日波罗的海管道迅速投入使用。图自路透社

由此带来的结果是，欧洲事实上没有因为北溪管道被炸毁，而遭遇天然气供应短缺。相反，它得以近乎永久性地断绝了俄罗斯跟德国的强化天然气能源合作。北溪管道被炸毁，反而提升了德国在天然气领域的权力以及在欧洲事务的影响力，德国一跃成为中欧的天然气枢纽。这就是能源制裁作为一种武器及其被中立化的经典案例。

如果欧美要对这两种半导体原材料等效替代，需要从原材料的处理到初级产品的提炼，以经济上可承受的成本在短期内建立完整产业体系。换言之，欧美需要有相应的关键基础设施能力，需要有大规模替代型战略产业建设的政策能力，能够实现与中国同样稳定的产能，替代中国向全球输出。如果欧美能够做到，就可以有效对冲中国制裁；如果欧美做不到，就会感受到中国制裁的威力。

从目前情况来看，虽然管制还未完全生效，但中国本次制裁所形成的心理冲击和战略震慑，效果清晰直接。这两种材料在先进半导体工业中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在全球产业链实践当中，中国是关键性实践节点。如果制裁一旦生效，扰乱全球产业链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对于从业者而言非常清晰。这可以视作中美战略博弈进入到新阶段的重大标志。

2018年，中国稀土生产与储备份额已经在世界上遥遥领先，远超所有剩余国家产量总和。图自法新社

第三，制裁的时间节点。中国宣布采取反制措施，时间节点放在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对中国进行访问之前。在过去的中美战略博弈中，形成了某种显著套路或风格，中美双方各有特点。

中方温和、理性、克制，坚定捍卫自身国家利益。但实事求是地说，中方在实质性措施落实较少。尤其是当双方重要官员即将会晤，通过磋商解决双方共同问题时，中方一般倾向于为会谈塑造良性友好的氛围。而美方长期采取咄咄逼人的态度，且非常擅长通过运用制裁、长臂管辖等形式，在谈判开始之先前制造筹码，例如增加制裁清单名单中的项目，再以此作为要挟，迫使中方在谈判中作出让步，以实现进取型收益。

客观理性地分析，本质上，中美间的大国战略博弈是由双方的实力对比所决定的。处于优势地位的美国可以使用这种方式，这也是其实力优势的体现。

但是长期以来，美方形成了习惯，却忽略了一个现实：中美之间的实力对比早已超过了原先的节点。中方不是没有筹码，而是为了表现诚意和善意，一直在筹码策略上表现出克制和审慎。

从博弈的角度上，中国尝试发送信号，希望美方能够感受到中国的善意和审慎，从而以同等的善意进行回应。但是很显然，美方的回应让中方感到失望。这种失望同时意味着，从美方的角度，中方给出善意的策略没有取得效果。

如果策略失效，不及预期，那么中国作为理性的国家行为体，会换一种策略。中国有充分的实力，拥有相应的筹码，为什么不加以使用？这次，中方作出了自己的选择。有人说，这对中美关系不利；有人说，在未来，这可能会使中国陷于更大的被动。

需要注意的是，任何一种博弈策略的选择都不太可能实现零成本。过去，中方充分展示善意、克制，从而产生的近乎零成本的博弈状态是一种特殊场景下的产物。现在，中方进行反制，某种意义上使得中美之间的博弈模式趋向正常化，回到博弈策略中经典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状态。

从理性的角度分析，你去考虑双方的“福利计算”，这样针尖对麦芒的紧张局势意味着福利的损失，但要实现共同利益不应该由中方单方面的克制和审慎完成，必须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所以这是一个令人感到遗憾的结果。这是美方长期无视中国的审慎克制和善意，持续进逼，不尊重中方核心利益，不尊重中方合理利益关切的负面后果。

在此过程中，必须明确几个基本认识：第一，对中国来说，不存在无损推动美国改变博弈策略的选项，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是理性的选择。第二，应该对中国的制度优势有充分信心。中国的制度优势在于有效控制对于利益的客观判断，以及对于策略的坚定选择。

从美国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当前中美关系陷入对抗，偏离正常轨道发展，对美国真的有利吗？谁能够从中获利？美国政客从中也许会获取自身的短期政治收益，但并不是国家利益。如果美国策略想要收获国家利益，只可能是由于当中国面对美国进逼时，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日本那样放弃抵抗，全盘接受美国的要求。但这不可能出现。

因此，中方越早给出明确反馈，越早让美国意识到，错误的策略选择对美国造成了直接利益受损，对美国来说，也是一件好事。美方早日认识到错误，做出正确战略选择，这对中美关系的长远发展都是一件好事。在此过程中，中美双方所支出的代价，那些原本不必遭受的损失，应该由那些为了一己之私，损害中美战略关系的美国政客承担责任，而不应该错误地将责任归咎到正当防卫的中方。

第三，总体而言，大国的战略博弈是漫长的马拉松式进程，具有持久性、复杂性、艰巨性。中方最理想化的预期是，美方能够理性、务实，愿意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愿意站在美国国家长远利益的角度，美国政治人物愿意为此承担相应责任，以正确方式尊重中国的合理利益关切，调整美国政策，正确识别美国国内问题产生的根源，通过国内的重大结构性变革，解决问题根源，缓解自身矛盾。

但这种预期，有实现的可能吗？目前来看，除非中方能够进行有效反制，否则仅凭善的期待，预期美国做出让步，是一种被事实反复否定的、过于理想化、无法实现的美好愿望。这个时候，就不应该过度沉溺于美好愿望，应该面对现实。

美国财长耶伦此次对华访问，存在两个细节。第一，在机场上仍然没有铺设红地毯，只有地上的红线，这是对于中美关系在现实中具象化的体现。其次，不应对本次耶伦访华抱有过度期望——甚至美国财政部本身对访问也没有抱太多希望。

图自公众号“玉渊潭天”

从实体层面出发，今天中美关系的症结不在于中国的策略，不在于美国外交的执行，或者说美国外交团队从专业角度对国家利益的认同。事实上，美国最高领导人和中国最高领导人在多次电话以及线下会面中都给出过承诺，这些承诺也能够让中方感到满意。但问题在于，这些承诺没有落实，没有转变为行动。原因在于，美国国内政治结构所导致的畸形政治氛围。

这种氛围不解决，中美关系很难回到健康和良性轨道上。核心问题在于，美国最高领导人及其政策团队是否愿意承担国家使命，表现政治责任，展示对历史负责的精神。

目前来看，不容乐观，不应该抱有过高期望。应该以一种务实理性的态度看待中美关系的进展。同时，应该对未来目标的实现保持坚定信心，因为中美关系，归根结底是由双方实力对比所决定。

中国应通过自身努力，控制中国自身实力沿着正确的方向持续发展完善。同时，在与美方的博弈过程中，不断完善自身相应能力体系，形成广谱“工具包”。一言以蔽之，“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不仅有两个选项、有一套完整工具体系，能够针锋相对地、能够审时度势地、能够实事求是地加以运用，最终这场战略博弈无疑将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这个过程道阻且长，需要大家一起共同努力。

来源 | 观察者网

排版 | 周沈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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